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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至汉武帝匈奴与中国关系分析
在分析三代至汉武帝匈奴与中国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确定匈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特点与民族形态。《匈奴列传》开篇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太史公首先强调汉、匈之共祖关系，既服务于汉大一统叙事需要，又暗示了匈奴与汉的文化渊源以及华夷融合之可能。随后太史公又描述匈奴之生产生活特点：“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qin伐，其天性也。”这里之并列表达即又作出暗示：进攻中国，与射猎禽兽相同，对于匈奴是不同条件下同等重要的“生业”，即lue夺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也即传达出匈奴扰汉之必然性。
而在匈奴之形态上，《匈奴列传》有一段表述十分值得关注：“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则于冒顿之前，匈奴（或北方游牧民族）呈现出松散的组织形态，而可将《匈奴列传》中提到的西戎、戎狄、犬戎、山戎等视作泛匈奴民族群体。至冒顿之后，匈奴统治北方游牧民族，成为对汉而言极具威胁性的统一体。
《匈奴列传》简要呈现了三代时匈奴与中国的关系面貌。其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此处“变于西戎”，暗示了夏商时代尚未形成“华夷之辨”时族群边界的模糊性。《六国年表》序曰：“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亦可为证。而“戎狄攻大王亶父”则又反映当时之民族冲突。“豳人悉从亶父而邑”表明了早期周人之共同体中亦有对豳地戎狄部族之包容。后西周时，随“夏”之政治认同符号逐渐确立[ 参看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2017-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8-40页。]，“华夷之辨”出现雏形；此时犬戎又成为主要边患，最终“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造成了西周的灭亡。故从《史记》相关文本可见，夏商时“华夷之辨”尚未形成，匈奴与中国虽亦存在冲突，但此时民族间尚有鲜明的开放性。至西周时“夏”概念渐渐形成、犬戎等族群越发成为边患，匈奴与中国之冲突对抗越发显现。
春秋时期戎狄政权与本土周人国家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此时为“华夏认同”形成之关键阶段，故对戎狄政权之文化偏见尤为鲜明；“尊王攘夷”更成为春秋霸主常见之政治策略。然《匈奴列传》亦有周襄王“与戎狄兵共伐郑”、“西戎八国服於秦”、“戎翟朝晋”等记载，且此时出现了戎狄部落大规模内迁。因此，春秋时期虽有“尊王攘夷”之“华夏认同”强化，但戎狄内迁以及与周人国家之战争、会盟，形成了种族文化共生的复杂状况[ 参看李峰：《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2022-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9-161页。]。这样的融合也为周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土地与战略资源。至战国时，据《史记》，秦、赵、燕筑长城拒胡，匈奴与中国的对峙再度清晰显现，长城亦成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典型边界。
秦朝形成大一统封建帝国，而此时冒顿尚未实现对北方草原之统一，故此时秦可“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徐乐上疏部分将秦击匈奴视作秦亡的重要原因：“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汉时冒顿实现北方草原统一。自高祖至孝文帝时，汉朝行休养生息政策，汉与匈奴虽存在冲突，总体却是以和亲等方式尽量维护了和平的局面。直至武帝时，随综合国力增强与利益矛盾激化，汉匈关系恶化。在此我想重点探讨和亲这一维持和平的方式之实质。
《匈奴列传》共记载8次和亲，首见于高祖白登山受困之后，6次发生于武帝前（汉初）。可以认为，和亲是西汉初期处理汉匈关系的主要方式，通常发生于大战之后或汉匈二国君主新立之后。而和亲的内容除通婚之外，还包括“岁遗”与互不侵犯的约定。从先前《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徐乐上疏、《高祖本纪》对汉初诸侯国pan乱记载中可推知，于西汉初期而言，和亲是汉面对自身较弱国力以及zhongyangjiquan远未巩固之下、对汉匈关系的缓和之举。
我们另可从匈奴角度分析和亲政策的实质。《匈奴列传》中有两处记载值得留意：其一是冒顿当单于前让手下射其爱妻一事，可知冒顿实极有政治头脑，而“通婚”必然非“和亲”求“和”之关键；其二，列传亦言匈奴“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且结合汉初尚存匈奴几次进攻中国之事实，可知互不侵犯之约定于匈奴实质约束力微乎其微。是故和亲带来的“岁遗”及“通关市”实为匈奴所真正看重。根据“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之分析、阏氏“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亦可知，匈奴进攻中国之实质无非为其经济生产之需求。而和亲恰是汉统治者对这一性质之关键把握。因此可认为，实质意义上，和亲是汉统治者对匈奴之政治示好与经济笼络，并对汉匈关系缓和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武帝时，在综合实力增强背景下，武帝击匈奴、设朔方郡及河西四郡，则又含开疆拓土之目的。胡鸿指出其扩张亦受三个条件制约：一是jiquan国家自身的动员成本和离心倾向；二是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生态；三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 参看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2017-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2-71页。]但总体而言，从匈奴主动提出和亲请求可知，武帝实现了汉匈关系之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