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允许禁止转载！[玫瑰]一篇《史记》相关札记。
一、《六国年表》序核心问题
《六国年表》序陈述秦自襄公时封为诸侯，始小国僻远，历文公营岐雍之间、穆公修政，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卒并天下。然「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是故于六国诸侯之事中，秦「德义不如鲁卫」、「兵不如三晋」，何以担「并天下」之大任，乃太史公于《六国年表》序之核心问题。而其「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亦即欲「着诸所闻兴坏之端」，明「并天下」之大任落于秦而非他国之由，以此作后世之鉴。
于《六国年表》序中，太史公已对此问题作简要分析。其先曰「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则若贾生《过秦论》谓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因利乘便」，当为太史公之时究秦兴原因之一主流观点，而太史公于此观点尚不满意。故其曰「盖若天所助焉」，究秦之天时；又曰「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究秦之地利；再曰秦「世异变，成功大」，究人之作为。
然此三者中，虽天时、地利难以为鉴，人之作为则理当为后世所察。学者牵于所闻，惟「举而笑之」，太史公是故悲叹。《六国年表》「着诸所闻兴坏之端」，于其本亦即究秦与其余诸国之作为。太史公于序中已有概括，其曰：「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则于太史公看来，战国权变多有可取。六国鲜取之，犹上古；秦多采之，世异变，是故秦能成其大。此当为太史公究秦「并天下」人作为之关键，亦即太史公对《六国年表》序核心问题之重要回应。
于此再对读《商君列传》《范雎蔡泽列传》，则太史公于变法者及变法之态度，可知矣。商君固「天资刻薄人也」，秦能「反古」而用其法以顺世事之变，非惟商君之贤，乃孝公之贤也。若范雎、蔡泽之辩士，「贤者多如此二子」，秦能因其策「远交近攻」「蚕食诸侯」，非惟此二人之贤，乃昭襄王之贤也。
于此再观《秦本纪》，则秦可入本纪而非世家，亦可知矣。盖太史公非仅欲作《秦始皇本纪》以着重过秦，亦欲着重探讨春秋战国巨变中，统一重任何以落在秦之上。此既为太史公于《六国年表》序所提出之核心关切，又领秦诸侯之事为本纪以强调并细致探讨。笔者认为，从此意义而言，则或可视《六国年表》序之内容为太史公于《秦本纪》之补充评赞也。（《秦本纪》「太史公曰」部分仅陈列秦之先及其分封情况，未涉及太史公之主观评价）
二、《秦楚之际月表》序核心问题、「受命若斯之亟」之主语
《秦楚之际月表》序之核心问题，于其开篇已明：「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后又言虞、夏「积善累功数十年」；汤、武「修仁行义十余世」，叹「一统若斯之难也！」则秦楚之际「受命」何以「若斯之亟」、「若斯之亟」之时统一之事又为何能速「成于汉家」，乃太史公于序中提出之核心问题。
分析此问题，首先当辨明何谓「受命若斯之亟」。序中又言虞、舜「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再言秦之一统，终述及高祖之帝，并叹曰「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则「命」当即所谓「天命」，「斯」即陈涉、项羽、汉高祖「号令三嬗」之事。「受命若斯之亟」之主语，表面谓三嬗受命者陈涉、项羽、汉高祖，论此三者天命转移之空前迅疾；而「受命若斯之亟」之最终落脚之处，在于高祖终能使「成于汉家」，故其深层主语乃高祖，论其于「若斯之亟」之时得以达成天命、实现一统。
太史公对此核心问题，于《月表》序中亦有回应。其先言虞、夏之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太史公于「天人之际」之态度，于此可有所窥见。盖必当先有「天命」，明君顺之而行政事，然后得以统一、大治。陈涉、项羽，固受「天命」者也，然其不得顺「天命」，终为天所弃，是故天使「号令三嬗」，由陈涉而至项羽，由项羽而至高祖。故太史公于《项羽本纪》中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此非太史公之不信「天」也，而谓项羽固受「天命」，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非天亡之，乃其自亡之也，而受「天命」者嬗变至高祖也。故太史公于《月表》序又曰：「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命之于高祖，实「天」也；能于「受命若斯之亟」时「受命而帝者」，实高祖为「大圣」也。陈涉、项羽亦受「天命」，然终非「大圣」，故速亡而「天命」嬗变；高祖受之，又为「大圣」之治，故统一之事终「成于汉家」。
太史公于「天人之际」之思想，放之于秦亦然。故《六国年表》序中太史公亦谓秦「盖若天所助焉」，此亦「天命」于秦；而秦能「世异变」，善人事，故能「成功大」。分析这篇札记是否有可能为AI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