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允许禁止转载[玫瑰]最近读《史记》研读的一篇札记[乖]谈一谈不同文本中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在《秦本纪》中是秦孝公时期叙事的重点。关于其变法内容，《秦本纪》中如此记载：「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又记载商鞅在秦迁都咸阳后的一系列变法举措：「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十四年，初为赋。」而对于变法之效果，《秦本纪》有两处提及。首先是体现秦在诸侯间地位上升的描述：「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而在描述商鞅法太子傅师之后又补充：「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很有趣的一点在于，《秦本纪》的记叙尚存有编年体史书的特点，词汇凝练，记载简要，体现了《秦本纪》作为大事纲领的性质。
这一系列举措及结果在《商君列传》中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孝公三年的变法中，《商君列传》除提及奖励耕战之外，还首先记载了什伍连坐制度、小家庭制、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并记述了具体的“赏罚”情况，如“腰斩”“倍其赋”“受上爵”等。对于迁都咸阳后的变法举措，《商君列传》也除提及推行县制、开阡陌、赋税制度之外，额外提出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统一度量衡的举措。至于变法影响，《商君列传》亦有两处提及。对于秦民：「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其后民莫敢议令。」对于秦国地位：「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相较之下，《商君列传》的记载中词汇更为具体、句法上采取排比句式，更具纪传体史书的特征，全面的记叙中更暗藏史家褒贬。
将两文本进行比较，笔者认为，《秦本纪》仅择取奖励耕战、推行县制、开阡陌、赋税制度等措施，而《商君列传》中有更丰富的词汇、更详细的叙述。二者叙述差异的本质是史家写作视角、写作意图的不同。《秦本纪》展现的是秦自僻处西戎到封为诸侯、由微而盛、最终统一六国的历程，从宏观层面探讨代代秦王如何一步一步推动秦的崛起以至一统天下，其体量宏大，故其仅择取变法中对秦富国强兵最直观、直接有效、对后世有标志性影响的措施，省略其余，且侧重从国家、历史的视角展开叙述；而《商君列传》则聚焦商鞅一人，故详细陈述商鞅的变法内容，综合考量其优越之处、务实之处、严苛之处、落后之处，并作出批评，为后世制定国家政策的人提供借鉴。也因此，在《商君列传》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视角：如“（不）告奸者”“有（无）军功者”，都是更侧重从普通百姓切身出发来陈述变法措施。
在言及变法影响时也是如此。在国家层面上，皆为宏观，两文都记载“天子致胙”“诸侯毕贺”；但对于秦民，《秦本纪》「法大用，秦人治」是完全从国家角度表现对国家秩序的控制力，而《商君列传》「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其后民莫敢议令。」则提供了更多微观上秦民的具体生存状态与感受。
由此对比，两文的视角与用意就更加明晰了。《秦本纪》的叙事侧重于梳理历史发展的主线、国家命运的起伏，探讨的是秦崛起之历程，故以国家宏观视角、类似编年体的笔触，选取变法中对秦富国强兵、国家发展有显著意义的举措，而略叙其次、更不必提变法中严苛之一面；而《商君列传》作为纪传体人物专题，追求写出历史人物的全貌，故以国家、百姓等更多元的视角，在叙述中用更丰富的词汇，更全面提及其变法措施、综合展示其优越性与不足，从中含蓄表达史家价值判断，为后世制定政策及改革者提供更完整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