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第二篇
1844经济学手稿个人解读
首先声明一下：纯个人胡扯大家看个乐子就好了
马克思在书中写道：1.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扣除。但在现实中，工资却是土地和资本让给工人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工人、劳动所打的回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在一家企业上班，然后为公司创造一笔财富，而这笔钱减去你使用的电脑折损费，公司所在地需要交地租，主管管理的费用，剩下的钱都是属于你。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创造的财富，经过一层一层的剥削，到自己手上寥寥无几，只过满足自己生活基本生活需求。
如果把需要经常长期学习或者特殊的职业，薪资水平比较高的，的看作第一类工人。把只需简单培训或者重复机械式工作，但薪资水平因为竞争不得不降低的工人看作第二类的工人。把现在第一类工人的工资和以前人的工资相比可能是好几倍，但是第二类工人的工资和十几年前的工资差不多。大家出来上班这么久其实都知道大部分的金钱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如果，一个国家里面，从事第一类劳动有100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有9900人，那么这9900人并不比几年的生活过的好，如果生活必需品价格同时上涨，第二类工人只会比以前过的更加差劲。但时不时就能看到平均收入水平每年持续提高，这种对于人数多的国家并不合理，只能算是自欺欺人。
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因为劳动其实是人认识世界一种途径，很多东西理论上上面没有错，需要实践，也就是劳动去做才行，光凭空想是不对的。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也就是说需要精神上面的享受。
以下原文：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扣除。但在现实中，工资却是土地和资本让给工人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工人、劳动所打的回扣。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特别沉默的压迫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压迫则由于社会状况。
而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落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
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作为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说来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财产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以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１）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２）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ＶＩＩＩ〕“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预备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但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最为普遍。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工人现在所挣得的是五十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工人所挣得的和五十年前一样，那末二者所挣得的平均起来当然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的只有一千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一百万人，那末就有９９９００人并不比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末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而人们却想用这种敷浅的平均计算，在关系到居民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资多少只是估计工人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对衡量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估计进去。但是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这种持续性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最近二十五年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ＩＸ〕而增加到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的工议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它地方。”（舒耳茨，《生产运动》第６５页）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一种收入同另一种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靠鲸油和腐鱼维生的萨莫耶特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
十年内与人口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福利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同上，第６５－６６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自己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的确，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完善的机器，棉纺织场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１００甚至２５０－３５０个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来加入〔Ｘ〕人类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必须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比现在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末，与此同时，在不损害物质福利的情况下，给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余暇也就增加一臂。但是，在我们甚至从老克伦纳士自己领域中夺得的虏获物的分配方面，仍然取决于像掷骰子那样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法国人有计算过，在目前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每日劳动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时间对多数居民说来却有增无已。”（同上，第６７－６８页）
“从复杂的手工劳动过渡，首先要将这种手工劳动分解为简单的操作。但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可以说这种连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因此，在机器工作同较大量人手间的简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表现出来。工厂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弊病......〔ＸＩ〕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同上，第６ ９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里，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７４页）
“在英国的纺织厂中就业的只有１５８８１８个男工和１９６８１８个女工。朗卡斯特郡的棉纺织厂每有１００个男工就有１０３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达到２０９个。在英国里子的麻纺厂中每１００个男工中就有１４７个女工；在丹第和苏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２８ ０个。在英国的丝织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体力的毛纺织厂中主要是男工。１８３３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厂中就业的，除了１８５９３个男工以外，至少有３８９２７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妇女就业的范围已经扩大......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７１－７２页）
“１８３５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织厂中劳动的有８－１２岁的儿童２０５５８人，１２－１３岁的儿童３５８６７人，１３－１８岁的儿童１０８２０８人......当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使人日益摆脱单调劳动操作，促使这种弊病逐渐〔ＸＩＩ〕消除。但是，资本家能够最容易最便宜地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劳动力，以便使用和消耗
这种劳动力来代替机械手段，正是这种情况妨碍机械的迅速进步。”（舒耳茨，《生产运动》第７０－７１页）
“布鲁姆勋爵向工人大声疾呼：’作资本家吧！’......不幸的是，千百万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幸运。”（同上，第６０页）
“于是，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有产者效劳，也就是说，要受他们的摆布。”（见魁尔《社会经济的新理论》第４０９页）
“佣人－月钱；工人－工资；职员－薪金或报酬。”（同上，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出租自己的劳动换取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出租劳动材料”，“出租劳动材料换取利息”，“让别人代表自己劳动”。（同上，〔第４ １１页〕）
〔ＸＩＩＩ〕“这种经济结构注定人们去干如此低贱的职业，遭受如此凄惨沦落之苦，以至野蛮状态与之相比似乎也是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４１７－４１８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同上，第４２１－〔４２２〕页）捡破烂者。
查．劳顿在《人口等问题的解决方法》（１８４２年巴黎版）一书中估计英国卖淫者的数目有６－７万人。“品德可疑的妇女”也有那么大的数目。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淫荡的生活道路算起，大约是６－７年。因此，要使卖淫者保持６－７万这个数目，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要８－９千名妇女为这个淫秽的职业献身，也就是说，每天大约要有２４名新的牺牲者，或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新的牺牲者；如果这个比例适用于整个地球，那末这种不幸者的人数势必经常有１５０万人。”（同上，第２２９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贫困的增长而增长；最大量的人在极端贫困的状况下挣扎，彼此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１８２１年爱尔兰的人口是６８０１８２７人。１８３１年增加到７７６４０１０人，也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１４％。在最富裕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８％，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反而增加２１％（《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统计调查摘要》，１８４０年维也纳版）。”（毕莱，《论贫困》第一卷第〔３６〕－３７页）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抽象地看作物；“劳动是商品”价格高，就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价格低，就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很多；“劳动作为商品，其价格必然日益降低”；这种情况之所以必然发生，一部分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
“出卖劳动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产品的最微小的一份......关于劳动是商品的理论，难道不是伪装起来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４４页）“大企业家宁可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只是因为这种劳动比男子的劳动便宜。”（同上）“工人在雇用他的人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者地位......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一瞬间都再出卖，那末它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
也不能储蓄。〔ＸＩＶ〕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落并很快死亡。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同上，第４９－５０页） 可见，如果劳动是商品，那末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然而，甚至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同上，第５ ０页）现存的经济制度。
“既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同上，第５２－５３页）“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同上，第６２页）
“单是加工棉花的机器（在英国）就完成８４００万手工劳动者的工作。”（同上，第１ ９３页，注）
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
“它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它的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毕莱，同上，第２０页）“这种利益＜即经济利益＞如果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它仲裁者，战争的判决就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科学在对抗力量的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学的意见：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获得和平的唯一方法；这种战争就叫作竞争。”（同上，第２３页）
“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工业战争，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军队，这种军队能调集到一个地点，不惜牺牲地投入战斗。这种军队的士兵所以能够忍受强家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只不过为了逃避那必不可免的饥饿威胁。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下没有任何好意。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群众甚至没有信心会有人经常雇用他们；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时才让他们活下去；而一旦能够撇开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令人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第〔６８〕－６９页）
〔ＸＶ〕“我们确信－那些调查手工织布工的状况的委员们也会相信－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鲜的血液不断从邻近农村流入，那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第３６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