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冯至《伍子胥》读书报告
伍子胥的出逃是《左传》叙事中的一段空白。对于出奔一事，《左传》侧重交代了其原因、以及到吴国后的影响，但是对出奔一事本身只用了“员如吴”三个字简单记述。读者在了解伍子胥的故事时，也更容易被其复仇、鞭尸、自尽等更具悲剧冲突性的故事吸引。但子胥出亡本身其实就是一段极具矛盾性的故事，从中能探讨更多关于生命意义的大命题。
冯至在后记里是这样概括他的故事的：“这样，两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了。”《伍子胥》是以复仇为使命的旅程，《奥德赛》是以返乡为使命的旅程。两场旅程，都有鲜明的目的性，而旅途中的“停留”又都是两部作品叙事的重点。他们都在“停留”中接受考验，并坚定自己旅途的信念。但与奥德修斯返乡并重获安定生活的情节不同，伍子胥的以复仇为目的的“离乡”有着更大的矛盾性，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奥德赛”。
首先，“离乡”情节本身就是对传统叙事根本性的方向倒转。我们听过太多关于“返乡”的叙事，如“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王粲更在《登楼赋》中感叹：“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传统乡土社会视角下，背井离乡一直被认为是痛苦的、无根的，但伍子胥的“离乡”却是在目睹父兄被杀、政治黑暗后为了“摆脱痛苦”“洗刷仇恨”之举，“离乡”反而成为他寻找生命归宿的关键。但这样的背离，也带来了根本性的痛苦：“在长途的跋涉里，子胥无时不感到身后有许多的事物要抛弃。”（《延陵》）子胥抛弃的，恰恰是传统乡土社会中所谓的“根”，因为这“根”已彻底腐坏，并被泼满了仇恨。
但这一“无根”的出逃，必然意味着“没有终点”。在旅途中，子胥时常如此思考：“我将要往哪里去呢？”楚国的腐坏，注定了他无法回乡；但异国的安定，也必然无法真正成为子胥的“此心安处”。书里如此描写子胥的心理：“子胥要走到远方，然后再回来。”因而，“远方”不再是这场“奥德赛”的终点，而只是子胥实现复仇的工具。
那么，“再回来”又能否视作这场“奥德赛”的终点呢？同样不能。这里的“再回来”，意味着复仇，纯粹的血腥报复是不能真正充实子胥的生命的。换而言之，“复仇”的目的本身，也注定了这场“奥德赛”是没有终点的。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回归小说的一大重要命题——子胥究竟追求什么？当他在林泽遇见楚狂、在江上遇见渔父、在潥水见到洗衣女子，他如此羡慕平静、隐逸的生活。见到楚狂时，“他心里有些羡慕，但他还是爱惜他自己艰苦的命运”；在渔父载他渡江后，他坦白：“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林泽的茅屋、江上的晚渡、潥水的一饭，这些让子胥相信“到底还是有几个可爱的人在这茫茫人海里生存着”，我们也可以推断，这些生活才是子胥真正渴求的“归宿”。
但当子胥经过季札的住处时，他最终却没有去拜访这位过着他理想生活的、他钦慕的隐士，这也是书中最让人矛盾与震撼的情节安排——“但是这可怕的运命把他们隔开了”，子胥的命运、他的必由之路，归根到底是那条复仇的路，那条与他过去初心彻底决裂的路，这是“对于他生命里一件最宝贵的事物的断念”。由此可见，当“复仇”成为这次旅途的目的时，这场“奥德赛”就注定没有终点了。
冯至是这样概括子胥的这场出亡的：“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很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先前我们提到的林泽、江上、潥水、季札，都是这场旅途中子胥“克服”的部分；而那些让他“坚持”的遭逢，更加让他意识到了他的“终点”的不可行性。当他看到郑国的苦难、陈国的颓丧、吴市失去平静生活的独夫，他意识到：“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一旦那林泽被开辟为楚王的猎场……楚狂变为专诸的日子也一定不远了。”
理想的归宿违逆于时代、社会，是子胥悲剧的根本所在。他的这场“奥德赛”并非找不到终点，而是他希冀的“终点”不能实现。奥德修斯与子胥流浪的根本差异在于，奥德修斯的“终点”是确定的伊塔卡，那是他的故乡、他得以彻底安定的地方。即使求婚人扰乱了伊塔卡的秩序、即使他与求婚人的冲突打破了安宁与和平，在神的操控下，他依旧能在伊塔卡找到自己与社会原初的面貌。但子胥不同。如果说奥德修斯的返乡是寻回“本我”，那么子胥的出奔则是成为“新人”。子胥与他哥哥分别时，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一个去寻找死，一个去求生”。这里的“求生”并不只是简单的亡命，而更是“寻求新生”。他渴望以复仇的方式，带给自己也带给楚国新生，然后再回归宁静的生活。但在春秋的末期、动荡黑暗的社会，这条寻求“新生”的路是崎岖的、迷茫的、甚至于没有确切方向的，因而他只能不停地遭逢、停留，然后又继续寻找，寻找那飘渺的“终点”。奥德修斯的旅程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从中我们看见了西方古典世界观中秩序的可恢复性；而伍子胥的旅程则是一条射线，黑暗的时代已经摧毁了他“心安之处”的根基。
冯至的《伍子胥》，是体现存在主义思想的“奥德赛”。我们可以把“新生”看作伍子胥所真正追求的“精神自由”。但当他身处春秋末期的“他人地狱”时，他注定难以逃离黑暗混沌社会的牵制。我们可以将“复仇”看作子胥自我觉醒的动机，而这一条“奥德赛”式的旅途是子胥自我觉醒的路径，他在这一路上的遭逢则是促进他深化自我觉醒的机遇。但也恰恰是这些遭逢，让他意识到他早已与他渴求的“归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让他意识到了那“归宿”在春秋末期社会的难以寻求，因而这些停留又同样是子胥一次次对自我选择之“必然性”的残酷确认。我们可以想象子胥在决定不见季札时的痛苦。
“他心里有些羡慕，但他还是爱惜他自己艰苦的命运。”当子胥在自我觉醒中意识到与理想生活的隔离时，他是“知命”的。他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坚持走下去、别无它途，因为只有走下去他才有复仇的可能、才有获得“新生”的可能，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复仇与平静，这两个本质冲突的动机，融合成了子胥没有终点的“奥德赛”这一巨大的矛盾体。
《左传》中的伍子胥，最终与夫差不和而被赐死。《吴越春秋》中写被离劝子胥再度逃亡，子胥这样回答他：“亡，臣安往？”冯至将子胥之死看作他的第二次“出亡”。从这一角度看来，死亡成为了伍子胥再度启程、寻找终点与“新生”的新动机。这是无处可逃的逃亡。或许这也是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根本困境的体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