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子里的人，当时都没怎么见过电视机。一个大屁股顶在后面，新奇玩意。
至今我都还记得那台电视机是如何走进我们家的。那时节，邻里间的消息传得特别特别快。爷爷一辈六兄弟每人掏出皱巴巴的一百元钱，将那台约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请进家门时，整个村子都好像在围着我们家转。
它被安放在堂屋正中的粮食柜上，黑灰色的身躯方方正正。屏幕有多大呢？我精确测量的结果是不过两本数学课本拼起来那么大，但现在看来可能要稍微大一点。头顶两根银色的天线可以伸缩，每回家里人都担心我吧我把那个玩断了。最惹眼的，是那个大屁股，看起来沉甸甸，圆滚滚地蹲在柜面上，温顺的让我不禁摸摸。
室外也需要连天线，天线顺着房梁攀上屋顶，高高地挑着一根木杆。别人常提到电视里面能看到别人，我常想，这么小的屏幕，如何装得下腾云驾雾的孙悟空，那不得把电视捅破了吗？而且，电视屏幕里面的世界，为什么我就是进不去呢？
每日傍晚，六点钟声未落，孩子们便揣着板凳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堂屋很快被挤得水泄不通。长条凳、方凳、高高的木板凳，还有调皮的孩子猴儿似的攀在我家的木梯上。
稳压器通电时发出“嗡”声，大家等待时的沉闷在这一瞬间都消散了，注意力集中起来。接着电视机沙沙地响起来，又发出一种“吡～嘶～”的怪声。这是在准备，准备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哥哥小心地转动旋钮，屏幕上的雪花点渐渐退去，画面如同水中显影，慢慢清晰。
想看电视可没说的这么轻松，每回多多少少都会出现点问题。
信号总是不太听话。遇到天气作怪，屏幕上便绽开大片的雪花，声音也夹杂着刺耳的杂音。这时就需要有人去转一转天线。有时手一碰，图像便奇迹般地清晰了，手一松，又恢复原样。于是我们几个孩子便轮流用手扶住天线，一直叫唤着该轮到别人了。
记得有一次看一部电影，不记得是什么了，正到动人处，画面突然扭曲成条纹。负责扶天线的我急得满头大汗，却不敢松手。邻居王婶笑道：“让他扶着吧，咱们听声儿也成。”
屏幕里的人，悲欢离合，却在我们心里面投射出了千人千面。
现在想来，那台电视机不过是个方盒子，真正鲜活的，是围聚在它周围的人们的气息。大人们会带来刚从地里刨出的凉薯，煮好的红薯，或是新摘的花生毛豆。我们这些孩子则挤作一团，为电视机里水手力大无穷而欢呼，为动画片中出现咒语而痴迷。
动画片里的世界是简单的，好与坏泾渭分明。我们总是急切地问大人：“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对于好人，我们心生钦佩；对于坏人，则咬牙切齿，恨不得冲进电视机里打上一拳。我们也很期待电视里出现的是真的，总觉得这些人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而直到大人打破我们说，“这些都是演的”时，我们总感觉：怎么可能？这就是真的。
夏天的夜晚，电视机的光亮明明灭灭地映在每个人的脸上，像是一场集体的梦境，萦绕、牵索。那光影里，有母亲纳鞋底时飞针走线的影子，有父亲吐出的烟圈，有奶奶摇着蒲扇为我赶蚊子的手。电视里的人物在说话，电视外的人们也在说话。讨论剧情，拉扯家常，偶尔为某个情节争得面红耳赤。在这光影交错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静静流淌，温暖而真实。
这大概是我童年中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最难忘的是看《西游记》的夏日。帮家里干完力所能及的农活后，我们便能心安理得地守在电视机前。孙悟空七十二变，我也想像他一样，拔一根猴毛，就能变出一个真身。而猪八戒的憨态让我们发笑，我们总觉得他呆呆的，木头脑袋。当片头曲“噔噔噔噔”响起时，整个堂屋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不说话了，专心看电视了，只有电风扇在那转着。那个黑白的西游记，却比后来任何彩色版本都更加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透过那个小小的屏幕，我知道了山外有山，城外有城。它像一扇窗，让生长在黄土高坡上的孩子，望见了远方的风景。虽然那些风景是黑白的，但在想象中，它们比任何色彩都更加绚烂。
然而新鲜劲儿过去后，电视机也渐渐显露出它的复杂性。我开始发现，电视里的世界与身边的世界并不完全相同。电视中的人非善即恶，可现实中的邻居，哪个偷摘我家梨子的二狗子，昨天却帮我修好了自行车。电视里的故事总有明确的结局，可生活里的难题，比如田里的野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有一次看《封神榜》，看到妲己陷害比干，我愤怒地要去踢电视机。爷爷拉住我说：“不是有句话说嘛，戏文是戏文，生活是生活。”我不解地问：“那为什么还要看戏文？”爷爷沉吟片刻，说：“戏文是把生活熬成了汤，有滋有味，但解渴还得喝清水。”那时我不懂爷爷的话，现在想来，他是在告诉我，电视里的故事是浓缩的人生，而真实的生活需要慢慢品味。
我不懂啊。生活能有什么可品味的呢？
时光流逝，村里的黑白电视机渐渐多了起来。我家堂屋不再是人潮涌动的唯一中心。又过了几年，那台大屁股电视机终于退休，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彩色电视机。新电视画面鲜艳，声音清晰，再也无需人手扶天线。
可我却莫名怀念起从前。全村的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分享着简单的快乐时，那台黑白电视机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影像，而是一种朴素而深沉的联结。一台电视机就能让全村的人心往一处想去，那能不让人感慨吗。
史铁生先生在《病隙碎笔》中谈到残疾与局限，说到正是身体的禁锢，让他的精神得以走向更深远处。那个忽然间，我有点理解那台“大屁股”电视机的意义了。它的局限，也就是黑白色彩、不稳定信号和笨重体型，恰恰成就了它的丰富。因为画面是黑白的，我们需要调动想象来填补色彩，因为信号不稳定，我们学会了合作与等待，因为它笨重难以移动，它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史铁生说：“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台电视机又何尝不是？它生于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却在这个局限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它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并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现如今，超薄电视挂在墙上，宛如一幅我们随意控制的画，可以随时点播任何内容，快进、回放、暂停，一切尽在掌握。可我却再找不到当年那种整个家族、整个村落共同分享一个故事的温度。进步带来了便利，也带走了什么。
或许，这就是一种文明的辩证。总是在得到什么的同时，也失去着什么。
前些年回老家，在储藏室的角落里又见到了那台“大屁股”电视机。它的屏幕蒙了厚厚的灰尘，天线也锈迹斑斑。我都不敢试着通电，怕它炸开，也怕它没反应。我想，就让它真正成了一具文明的化石吧。母亲说要把它当废品卖了，我却没有同意。我内心里，一直像小孩子一样抗拒着离开它，或者说，离开她。
它确实老了，笨重了，过时了。但它的“大屁股”里，装着一代人的童年，装着一个时代的记忆，装着我爷爷奶奶在世时的音容笑貌。这些记忆，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有时候我想，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大屁股电视机”——那些看似笨拙、不够完美的器物，却以其特有的方式，滋养了我们的精神，塑造了我们的共同体记忆。
窗外，夜色渐深。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夜，堂屋里坐满了人，电视里正放着《西游记》，爷爷奶奶坐在最中间的位置，我和小伙伴们挤在前面。电视屏幕上雪花点点，图像时而模糊，但没有人介意。那台电视机发出温热的、嗡嗡的响声，与屋外的蝉鸣应和着，这何尝一首古老的歌谣，传唱千年的历史。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但那台电视机确曾让我们看见：黑白的只是屏幕，生活的本质，从来都是彩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