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博雅教育[玫瑰]其实是最近写的一篇报告。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之前在了解博雅教育的时候读到一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2009年发布的文章：《极端“博雅”未必产出“极品精英”》。该文章针对博雅学院的培养方式作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博雅学院对“大学问家”的追求背离了博雅教育对普遍的人文精神追求和通才培养的迫切愿望。
刚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认同其表达的观点。事实上，我当初选择报考博雅学院，很大一部分动机恰恰是博雅学院对“大学问家”的追求。而博雅学院公众号的简介是这样写的：“博雅学院推崇的人生价值不是金钱，而是智慧与修养”。
阅读《什么是博雅教育》之后，发现其实“大学问家”和“智慧与修养”正是西方博雅教育两种传统的不同导向：一是哲学家传统，其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学术性教育，强调哲学的怀疑精神；二是雄辩家传统，则更多强调公民价值观的传递，是博雅教育的公民教育维度。因而“大学问家”指向的是哲学家传统，而“智慧与修养”指向的是雄辩家传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批评也可以理解为对博雅学院更多追求哲学家传统而非雄辩家传统的批判。
这一批评某种意义上与《什么是博雅教育》的主张是有一致性的。正如该书的译者对这本书写作意图的概括：在哲学家时代重申雄辩家传统。事实上，如今大多数优秀的高等教育学府都是以研究为使命的，正如作者所概括的“重视探究的‘哲学家时代’”。这无可避免地让当今哲学家传统成为博雅教育的主流（其实也是如今大学教育普遍的主流），而雄辩家传统追求的“修养”、价值观传递，则显得次要、甚至无关紧要。
的确，无论国内外，当今博雅教育似乎都面临雄辩家传统“式微”的困境。在我看来，这与当今教育市场化、优绩主义化的显著特征关联密切。如今的教育总是与人才市场过度挂钩，我们在衡量专业及知识学习的时候常常会思考：这能提高专业素养吗？这对找工作有用吗？这对以后的职业生活有帮助吗？但这些并非教育的本质。这不得不回归到对教育意义的探讨。我认为，教育对个体的根本意义，是赋予个体更多的选择权与更深刻的作出选择的智慧。通过教育，我们获得更广阔的平台，从而可以有更多元的人生选择；通过教育，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更加深入，从而可以在多元的人生选择中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真正有价值的教育。但市场化的导向带来的结果是同质的——我们的去向被窄化了，无非是工作与研究两种。而又鉴于当今就业市场对文科的不友好、以及高等学府对学术研究的极力追求，甚至“研究”日益成为一种“唯一去向”和“期望去向”，但这并不是在多元人生选择下学生为自己自主选择的结果。“哲学家时代”恰恰象征着“唯一去向”成为博雅教育的一种风气与现状，而更贴近真正全面发展的“雄辩家传统”在如今却似乎缺少立足的底气。这是否是一种对古典“博雅教育”的背离，就成为了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于这两种传统，书中进一步抽象为几种理念：博雅学艺理念、博雅自由理念和这两种理念的相互调适。作者认为“人文学科的意义更多在于培养负责任的公民，而不是培养研究者”，因而作者推崇在哲学家时代中寻找雄辩家传统。但译者也认为纯粹的“雄辩家传统”是行不通的。因而对这两种理念的“既要又要”成为最理想的博雅教育模式。博雅教育的“既要又要”，也体现在通识与专才的平衡上（这其实也是两种传统在具体培养形式上的延伸）。博雅学院究竟能不能“既要又要”，何为“既要又要”的方法论、如何平衡这两种理念，是我认为这本书最引人反思的。
甘阳老师在《通三统》中提出了“大学之道与文明自觉”的问题。如今的博雅教育的确在实际培养时更追求“大学问家”、哲学家传统，而关于“文明自觉”以及雄辩家传统则似乎更依赖于书院制中课程之外的培养互动。博雅学院能否在“哲学家时代”中汲取更多雄辩家传统的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思考。这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生对如今优绩主义的态度、以及我们在探索自己人生道路时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