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我认识他是在记者站，当时他是整个办公室里面最年轻的记者。也正是因为年轻，主任就把我安排给他。在他的手下当实习记者，我感觉自己过得很快乐。他对我要求不那么严格，和我们学校去那里的其他记者不一样，我不用每天都在酒店里面整理素材、写评论，我每跟他们谈起这个，他们总说“苦死了，好久没睡了”。
他让我叫他老师。办公室其他人都这么叫，但他说，就我俩的时候，不用。
他确实不像老师。早上我啃着包子进办公室，他已经在看昨天的报纸，脚搁在旧抽屉柜上。看见我，下巴抬了抬，示意墙角的热水壶：“水刚开，要泡自己倒。”
我第一次跟他出去，是去一个老社区。居委会说有几户人家不同意装电梯。他蹬着一辆旧自行车，让我坐后座。路不平，颠得我差点摔下去。他头也不回：“抓紧点，摔了医药费自己出。”
到了那儿，他让我去听。几个老人坐在花坛边说话，声音很大。我站旁边听了十几分钟，回来告诉他，三楼那户嫌吵，二楼那户说挡光。他问：“四楼那家呢？”我说没说话。他看了我一眼，自己走过去，蹲在一个一直没开口的老太太旁边。他递了根烟给旁边的大爷，自己没抽。过了会儿，他回来了，说：“走吧。”
回去的路上，他蹬得很慢。快到时，他说：“四楼那家，老太太瘫痪七年了。她说，装不装都行，反正她也下不去。”我没说话。他又说：“但她说，要是装了，她女儿回来看她，就不用爬楼爬一身汗了。”
后来那篇稿子发了，很小一块，在民生版右下角。他写的，但署了我的名。我拿着报纸看，他把报纸拿过去，折了两下，塞进抽屉：“再看也看不出花来。下午跟我去趟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凌晨三点开市。他两点半在楼下等我，递给我一件他的旧外套：“穿上，冷。”市场里灯火通明，人声混杂着车声。他让我看那些进货的人，看他们怎么搬货，怎么讨价还价，怎么看秤。有个卖菜的大姐，一边捆青菜一边打哈欠，眼睛红红的。他过去买了把青菜，问：“今天菜价怎么样？”大姐说，不行，下雨，菜都烂在地里了。
回来时天刚蒙蒙亮。他问：“看出什么了？”我说，挺辛苦的。他点点头，没再说话。后来我写了个小片段，他看了看，说：“只写了辛苦，没写为什么辛苦。”我改了两遍，他还是摇头。最后他重写了一遍，很简单，就写那个大姐捆菜的绳子，是红色的，和她围裙一个颜色。他说，女儿中考前，她特意买的红绳子，讨个吉利。稿子没发，但我觉得，他写得好。
他抽烟，但很少当着我的面抽。有一次我们在街边等采访对象，他摸出烟，想了想，又放回去。我说，你抽吧。他说，算了，对实习生影响不好。他自己也才毕业三年，说这话时，自己先笑了。
办公室有个老记者，总让我帮他整理录音。一整理就是一下午。他看见了，会走过来，敲敲我的桌子：“你的事做完了？”我说没。他就对那老记者说：“她手头有活，你自己弄吧。”老记者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他走开时，低声说：“自己的事要紧。”
有次我感冒，声音哑了。他让我在办公室待着，自己出去了。回来时带了盒润喉糖，放我桌上，什么也没说。下午他问：“好点没？”我说好点了。他说：“嗯，明天要去乡下一趟，路远，起得来吗？”
他教我的东西都很具体。比如采访本要小，能放进口袋；笔要两支，一支会没水；见人先问贵姓，再说自己是记者，别一来就掏本子。他说，你是来听人说话的，不是来审人的。
实习快结束时，有个大点的采访，关于旧城改造。他带我去了。拆迁办的人很客气，泡了茶，说了很多规划。他一直听，很少问。出来后，他没回单位，骑车带我去了那片要拆的老街。有个剃头铺子还开着，老师傅在给人刮脸。他走进去，坐下了。老师傅问：“理发？”他说：“剃个头。”剃完，他问：“这街要拆了，您去哪？”老师傅说，不剃了，回老家带孙子去。
那篇稿子，他让我先写。我写了两天，改了五遍。他看完，说：“可以了。”那篇发了，在二版。他把我名字放在前面，他名字在后面。报纸出来那天，他买了两份，给我一份：“收着吧，第一篇。”
实习结束那天，办公室老师一起吃饭。他们让我说两句。我说，谢谢老师，学到很多。大家都笑了，说场面话。他没笑，低头吃菜。散的时候，他走最后，递给我一个笔记本，黑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他说：“以前用的，剩几页，你拿去记东西吧。”
我翻开，里面是他的一些采访记录，字很潦草，有些只有他自己看得懂。最后一页，他新写了一行字，笔迹清楚：
“多看，多听，少说。记着。”
我点点头，想说点什么。他已经转身走了，背对着我挥了挥手。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听说他去了南方一家报社，还是跑民生。那个笔记本我一直用，用到写完，也没再买新的。有时候，在街上看到骑自行车的人，我会多看两眼。虽然知道不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