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知识

群众在做经济决策时，虽然未必懂经济学，不懂积分函数，不懂一般均衡问题，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其行为已经符合了经济学的假设，符合最大化原则了，原因是他们有经济学家没有的——分散知识。

群众不懂经济学，但群众懂自己要啥，以及，在有限资源配置条件下，自己如何分配能获得什么。

分散的知识隐藏在社会的角落，比如学生几点放学，小吃就可以几点出摊；比如出租车司机不需要懂城市规划，但他知道暴雨天的哪个路口最容易打到车；比如农民不需要懂国际期货，但他知道化肥涨价了，今年得改种成本更低的作物。

他们不懂积分函数，但他们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那一刻，就在运用自己的知识求解着自己生活的“最优解”，在这种每个人的寻求“最优解”的过程中，完成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所以，不是群众的行为符合了经济学的假设，而是经济学的假设，在拙劣地模仿群众生存的智慧。

为什么社会精英完不成最佳配置？恰恰是这种分散知识无法传达给社会精英。信息收集需要时间，信息传递也需要时间，信息整合更需要时间，当这些信息整理好给社会精英时，新的信息已经产生了，拿着旧的信息去规划新的生产，怎么可能不迷路？

更何况有的信息是隐性的、无法传达的，它们深深嵌入在具体的场景中——路边摊大爷知道今天下雨了，所以会多放些辣椒，因为人们想要驱寒。这些知识不会被统计在信息报表里。当精英们试图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工厂生产钉子时，这个月要生产多少吨钉子，工人们就造几吨重的巨型铁钉，需要多少数量的钉子，工人就建造数亿绣花钉，但需要多大钉子，多重的钉子，每种钉子又需要多少？这些计划者根本不知道，但这一切信息又是原本就在群众脑子里的——只需要计划者不再计划就能造出来。

最根本的问题则是，社会建设不是一个具体的方向，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社会精英的价值体系和群众个体脑子中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社会精英可能认为那一堆木材造成小提琴，这样产出价值高，但有人只想把这对木材烧了取暖。

1989年，当时还是苏联高官的叶利钦访问美国。他没有被美国的摩天大楼或航天中心震撼，却在休斯顿的一家普通的兰德尔超市（Randalls）里彻底崩溃了。

他看着货架上仅仅是布丁就有几十种口味，看着哪怕是普通家庭主妇也能随意挑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他转头对随行人员说：“哪怕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也没有这样的选择权。” 据说他在回程的飞机上抱头痛哭，因为他意识到，哪怕苏联拥有再强大的中央调配能力，也无法像这个看似乱糟糟的市场一样，把一根冰棍精准地送到想吃它的孩子手中。

所以，把决策权交还给分散的个人，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仅仅是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活在那个具体的、鲜活的现场。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身边的其他人要什么，所以才知道要生产什么。